作者：邓亚明 编辑：冯晓晖

“浔城故事”专栏致力于分享与九江生活见闻相关的散文及纪实类文章。诚挚欢迎原创作者投稿，投稿方式及联系方式详见公众号自动回复。

文中配图由AI生成。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五号，这是个很难忘记的日子。

时间过去了五十八年，但岁月的流逝并没有冲淡那天的记忆，许多情景还历历在目。那一天虽然是深秋，却显得格外清冷。一大早，天阴沉沉的，似乎还有点雾霾。我穿着一件父亲穿旧了的蓝布薄棉袄，在父亲的陪伴下，扛着行李，来到了九江二中的操场上。行李很简陋，一床被子，一个网兜网着的脸盆，脸盆里放着一些日用品，还有一个不知用了多少年的破旧老式帆布旅行袋，袋子里放了些换洗衣服。这不是去旅行，而是一个孩子与家人遥遥无期的别离。我将要离开生长了十六年的原生家庭，与一帮同学去远方的山沟里当农民。这简单的行囊就是父母给远去他乡的儿子能拿得出来的一点点家当。

学校操场上锣鼓喧天，到处可见醒目的标语：“热烈欢送同学们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很有必要”，云云。操场上停了很多汽车，绝大多数是货车。操场上站满了人，有家长，有老师，但多数还是拿着行李、背着包的像我这样的学生。那时我们都才十五六岁的年纪，略显青涩的脸上满含着迷茫，全然不知等待我们的是个什么样的明天。

我找到了自己要乘坐的汽车，那是一辆有帆布篷的货车，车上贴有“五七大军二营一连三排”的标识，这辆车将把我们运送到修水县东方红公社（渣津）。搭乘这辆车的有学生，有下放的干部、老师和医生，还有几个社会青年，这是当时每个排的标配。

很多前来送行的人站在车边与我们七嘴八舌地寒暄，他们和将要背井离乡的人脸上都挂着离情别绪，个个心里是五味杂陈。虽然那时我们只是些涉世不深的初中生，但心里知道这次去的乡村既不是诗的远方，更不是静好的岁月，懵懵懂懂地知道与亲人们的分别将是漫长的思念和不尽的乡愁。耳边欢快的锣鼓夹杂着广播喇叭里响亮的口号，和人们脸上的表情形成鲜明的反差。这时，一个表叔找到了父亲和我，默默地从口袋里掏出两块钱，硬塞到我的手里，一切尽在不言中。

启程的时刻到了，同学们纷纷向亲友们挥手道别，依依不舍地爬上了货车，没有更多的言语，亲人们该叮嘱的话早就絮叨了无数遍。车上没有凳子，都是席地而坐。在震耳的锣鼓声和口号声中，汽车一辆接着一辆徐徐开出校门，几十辆汽车鱼贯而出，形成一队长长的车流。我站在车上最后回望了一眼熟悉的校园，心中是一片惆怅。我清楚自己的学生时代到此已经彻底划上了句号，虽然我们只读完了初一，但每人却拿到了一张初中毕业证书，这是母校给我们这批莘莘学子最后的馈赠。

奇葩的是，每辆汽车驾驶室两侧踏板上各站有一个穿蓝布制服的当时工人武装纠察队的队员。这当然不是押送，但也说不上是护卫，或许这是为了彰显欢送我们的隆重氛围。汽车沿着九江市最热闹的几条街道缓缓而行，道路两边挤满了市民，人头攒动，万人空巷，这是故土的乡亲父老自发地对我们首批下乡知青最隆重也是空前绝后的送别。途中不时有些人追着汽车跑动，向自己的亲友大喊着告别的赠语和叮嘱，有的还递上笔记本、钢笔或几块钱等礼物。

车过大中路家门口时，我看见我的家人都站在路边，我向他们招手，他们也举起了手向我频频挥动，家人脸上挤出了极其尴尬的笑。我发现父母眼里都噙着泪花，那一刻我鼻子一酸，泪水不由自主地涌了出来。其实车上的几个女同学早就抽泣涕零，哭不成声了。

车队继续慢慢地前行，熟悉的大中路走到了尽头。出东门口时，站在每辆汽车两侧的工人纠察队员纷纷跳下了车，汽车也加快了速度。到修水有七百多里的路程，山高水长，漫道弯弯。这时车上的人谁也不说话，耳边除了汽车的轰鸣，是死一般的沉寂。我不知道大家在想些什么，但也清楚他们在想着什么，此时无声胜有声。颠簸的汽车伴着大家的沉默奔驰了很长很长的一段路。

中午时分，汽车到了武宁，我和车上的同学一道都下去吃午饭，那时吃一顿饭也就两角多钱。几十年后，有次与一个女同学闲聊叙旧，她说：“你知道我当时为什么没有下车吃饭吗？说自己不饿是假的，因为我口袋里拿不出那两角钱。”聊到这里，我们都唏嘘不已。相比，我算好的，口袋里毕竟还揣着几块钱。

下午，车到修水三都，天气也变得阳光明媚，我第一次见到了修河，修水的青山绿水让我赏心悦目。我们都下了车，因为那时还没有三都大桥，汽车过河要靠轮船来摆渡。三都当时是修水最富饶的地方，我放眼望去，看见清澈见底的河水碧波荡漾，水光潋滟，两岸是山峦起伏，树木苍翠，远眺是农舍炊烟、金黄田野。从小过惯了城市生活的我顿时感受到了大自然清新秀丽的风光，心旷神怡，这多少能平复我一路的疲惫和郁闷。在河边，遇到了许多等候过渡的二中同学，修河一别，我们将散布在广阔天地的不同角落，天各一方，不知道何时才能相见，自有一番感慨，大家互道珍重，彼此勉励，握手告别。

过了修河，汽车载着我们继续向渣津奔去，车过修水县城也没有停歇，只是看到公路边有人举着红旗敲打着迎接的锣鼓。那时的公路还是砂石路，坐在货车上，车轮卷起的尘土落满了我们全身上下。平生第一次坐这么长的路程，又颠簸了这么久的汽车，让我体验到什么是路途劳顿和疲惫不堪。

傍晚，天渐渐断黑，经过近十个小时的长途跋涉，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东方红公社（渣津）。当地的老百姓敲锣打鼓，举着红幅标语在路口欢迎我们。我们顾不上掸去一路落在身上的尘土，喊着“向贫下中农学习！向贫下中农致敬！”等豪言壮语，与迎接我们的人喊的口号遥相呼应。

当晚，我们打着地铺睡在渣津中学的教室里，一夜无话。印象最深的是有个同学递给了我一支“大前门”香烟，这应该是我平生吸的第一支烟，吸了一口，辣辣的，呛得我连咳了几声。打从那时起，我偶尔也抽烟，但几十年过去了，至今没有学会。

到东方红公社安家落户的有一百多人，基本上是九江二中初中和高中六八届毕业生，还有一些下放干部和社会青年，编制属五七大军二营一连，下面分为五个排，一排在渣津大队，二排在黄坊大队，三排在星星大队（石坳），四排在泉坑大队，五排在司前大队。我和十几个同学及几个干部分在三排星星大队。政府一年之内给我们每人每月十块零五角的生活安置费，此项专款由生产大队支配，一年以后我们与当地农民同工同酬，拿工分自食其力。

第二天早上，一辆拖拉机把我们拉到了星星大队（石坳），由此正式开始了我的知青生涯。石坳是块贫瘠的土地，几个月后我们合并到了较富裕的黄坊大队。

往事并不如烟，我曾在一首诗里写道：“磨肩练腿手生茧，薯丝当饭味也香”，这是那几年生活的真实写照。直至一九七一年十二月我被招工回城，我在修水渣津当了三年两个月的知青。蹉跎岁月，酷暑寒冬，青春年华，劳动汗水，个中的酸甜苦辣，一言难尽。虽然只短短的三年多时间，我和这块土地却有了一辈子也道不尽的插队情缘，剪不断的知青情怀，解不开的修水情结。

一九八八年和二零零八年的十月十五日，在下乡二十周年及四十周年的纪念日里，曾在修水农村战天斗地的一帮学生、干部及有关人员乘坐专车一起先后去了两次修水渣津，寻找渐行渐远的知青足迹，回访萦绕在梦境里的插队驻地，看望勤劳淳朴的农民乡亲。旧地重访，感慨万千。当初下乡稚嫩脸，再踏故地沧桑颜。

渣津镇政府和西堰乡（原黄坊大队）对我们这些知青的回访表示了热烈的欢迎。我们在一起开了座谈会，促膝叙旧，共同重温那段艰难困苦的峥嵘岁月，感叹农村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介绍自己从渣津走出后的生活和工作变化，畅谈修水这块热土对我们人生的重大意义，感谢善良敦厚的渣津人民对知青的关怀和照顾。东堰和西堰乡还为我们杀了猪，晚上举行了联欢晚会。

岁月就像静静流淌的修河，奔流不息。从我当知青算起，时间已过去了整整五十八个年头。现在的渣津已今非昔比，当年的老农和带队干部那一代人大多都已作古了，曾经在一起开荒拓地的知青同学、下放干部、老师和医生，有的也永远离开了我们。沧海桑田，记忆尚存，光阴荏苒，物是人非。

知青，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早已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在那片土地上新生的一代代年轻人还会记得我们吗？他们会觉得当年席卷全国、轰轰烈烈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天方夜谭吗？会知道在他们生长的土地上曾有过我们的踪迹吗？可能他们有时只能从爷爷奶奶的嘴里零星地听到一些过去岁月里我们的故事。

几十年来，不论我颠沛流离，工作变迁，顺境逆境，身处何方，一九六八年的十月十五日这一天永难忘却，因为那天是我走出校门迈向社会的起始点，也是我生命历程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一个日子，能让人铭记一辈子，可见这一天在我心目中的分量。每年的这一天，很多知青同学也会在一起相聚叙旧，抚今追昔，纪念这个刻骨铭心的日子。

但愿在上山下乡六十周年的时候，我还能约上几个知青同学到那个让人魂牵梦绕的地方走走看看，如果在那里还能遇见几个当年认识的老人和乡亲，那一定是件 令人兴奋的开心事。

【作者简介】

邓亚明，1952年出生于江西九江市，在九江二中读初中，1968年上山下乡到修水县渣津公社当知青，1971年底招工到九江航运局，工作期间修完电大中文学业，1992年调到广东彩色显像管有限公司劳动人事部工作，在东莞退休。政工师职称。